[4] 这里有一个法律经济分析的实例，特别能够说明行政机关在行政改革创新过程中积极探索运用行政指导的动因：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增多，犯罪嫌疑人常用祝贺中奖、汽车退税、冒充熟人、谎称电话欠费、催促直接汇款等电信诈骗手段，且频频得逞。
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正确运用行政指导、推进依法行政，亟需加强研究、深化认识、完善制度，将其纳入法治化轨道。这有助于改善政府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促进实现和谐社会和中华复兴梦，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步和行政法治发展做出特殊贡献。
这家电子企业还要送表彰锦旗，向当地党委、政府提出要表彰这个工商分局。鉴于各地、各种类型的行政机关对行政指导工作的认识水平和推进力度不一，可以在做出统一部署的同时，给基层以充分的选择空间，可结合各地、各部门的实际推行：开展行政指导已较为成熟的地方，可在各地区、各职能部门全面铺开，实现行政指导的常态化，继续探索制度、方法的创新完善，并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举一个例子来说吧：福建省泉州市的泉港区曾发生一个典型事件，是由这里要提到的家校通民心亲情卡的电子产品引起的。但是长远看，实施行政指导之后会减少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量，更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一）行政指导实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行政指导近年来在行政实务中运用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产生了有助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积极效果，有助于形成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和谐关系。
2009年1至10月，仅北京市就发生电信诈骗案件8700余起，日均发案近30起，涉案总值达2.7亿元，最大的一些案件的涉案价值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关于方法创新，需要补充几句话。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因为我国宪法本身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每次宪法修改也都是党中央提议并提出修正案的，宪法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党的意志最刚性的表达。首先，我们励行宪法政治，健全法治，发展民主，必将极大增强港澳台人民对国家的信心和支持。[8]严格而言，今天英国宪政体制是1688年～1689年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即使是民选政府，其行为也要受严格的监督和制约。
苏联只存在了不到70年的时间（1922年～1991年），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四是如何强化人权保障，改革完善司法体制。
没有法律秩序的富有，对国家而言可能是灾难。还要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宪法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他们尽管也称为人民主权或者人民民主，但是他们的人民与我们所说的人民是不同的，他们的人民特指资产阶级，他们的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关注民主，但更加重视对民主政府的监督，强调用制度来约束民主政府及其领导人。为什么可以如此，就是因为宪政体制的确立，为政治提供了法定的运行规则，而且任何矛盾纠纷都可以通过法治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我们已经改了30多年，不能再改30多年，把改革当成家常便饭，永远改下去。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成功解决，我们就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和长治久安。[5]政府由谁产生，如何产生，代表谁，为了谁，这是国体问题。[22]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2月4日。
建国后，我们尝试过大民主，结果走向民主的反面，以致于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使得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此，民主政府可能会为所欲为，如果没有强有力外在的法律监管，民选政府及其领导人就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走向腐败和专制。
[8]当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民主，让人民来选举国王及其政府，而是为了限制约束国王及其政府的权力。如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11]美国的州其实是我们对英语State一词的误译，State确切的意思是国家。到真正认识到宪政才是挽救大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下决心行动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革命的爆发已经无法避免。第三，尽管人民不一定直接参与政府的产生，但国家必须要保障基本人权，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基本权利。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直以中国为师的东邻日本，19世纪中期在同样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跃跨入列强行列，其主要原因是在亚洲第一个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宪政，立宪行宪成功，顺利完成了宪政转型。如果政治体制和宪法规则长期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很难长治久安。
实行宪法政治，既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最终统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繁荣昌盛，又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党的长期执政，保证政权永不变色，从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真正破解这个千古难题。在破解这个千古难题方面，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给出的办法是民主+法制，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清朝末代三帝50年时间里（1861年～1911年），中国GDP总量尽管依然名列世界前茅，特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进行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国力大增，GDP总量甚至仍然稳居世界第一第二，是日本的数倍，但在甲午战争却惨遭失败。[7]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修订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249页。
黄炎培先生十分好奇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回答、解决这一千古难题。在这320多年时间里，英国没有发生过什么内战，实现了长期和平发展。
严格来讲，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英国还没有实现完全民主，国家元首不由民选，政府首脑也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宪政早已确立，法治政府早已形成，人权得到了尊重和保障。[18]199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英国是在1701年制定《王位继承法》以后，美国是在1789年宪法生效、正式立国之初，就先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任务。……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
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即便不叫宪政，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些名词上去无休无止地争论。应该做好组织规划和顶层设计，把宪政建设当成科学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
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
[15]我们不敢说英美等西方国家就已经解决了这个千古难题，成功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支配的办法，因为毕竟英国的体制才持续了324年，美国的体制才维持了224年。[12]美国十九世纪著名政治家Daniel Webster曾经盛赞美国宪法One country, one Constitution, one destiny。
也许英国、美国不久将来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现制，建立新政。正像邓小平同志1980年追问的，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认真总结了发生文革的原因，努力探索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实现长期执政的制度和体制。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也应该能够解决，而且应该解决得更好。
一个体制的好坏，不是看它像不像某个国家的体制，如果像就好，不像就不好，关键是看它能否解决这个特定国家的特定问题。从中外立宪行宪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我们党能够积极主动主导宪法政治建设，确立法治，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真正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一定能够切实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的有机统一。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要切实履行解释宪法的职能，对宪法实施中的问题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使宪法的规定更好地得到落实。
他说，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不仅立法成绩显著，而且执法工作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法治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92周年、执政64年，到了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了。
